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以及资产重组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现行增值税制度应及时继续完善。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下岗职工人数的不断增加，为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增长，增加政府投资支出是不可避免的，这反过来又在财政上制约了增值税改革的力度。因此，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如何改变相关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努力把这个课题做得更好。

　　1、现状

　　自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全面实施增值税以来，已经过了多年。对于这一税种，大多数人是积极的，但也认为需要在近几年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改进。也有人认为，1994年如此大规模地引入增值税过于草率。迈出更大的一步，否则你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认为我国实行增值税弊大于利的人仍然很少，重新实行以往多环节全额征收的流转税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认为，在大多数人同意新税的同时，也应该仔细分析意见分歧。

　　从我国实行增值税的实践来看，也越来越显示出增值税的重要性。首先，在经济上体现为传统流转税重复征税的弊端已基本消除，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产重组和经济结构调整，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没有改变增值税，今天的矛盾会比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还处于萌芽阶段时所反映出来的要严重得多。其次，它反映在金融领域。由于增值税税基与GDP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GDP的增长，增值税收入增长较快。征收链机制的增设，不仅纠正了过去因任意减税和承包造成的大量税收损失，而且有助于堵住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偷税漏税漏洞。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也就是说，在增值税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纳税人利用增值税代扣代缴机制，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骗取税款。这个问题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增值税制度本身引起的。因为过去的销售全额征收营业税的时代,纳税人使用销售发票、销售不开具发票,发票大小(即头小尾大)和“飞越大海”(出售是不占)逃税,也无处不在。今天的增值税代扣代缴机制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将销售税与购税联系起来，从而使原有的骗税行为更加暴露无遗。所以造成税务欺诈的并不是增值税。相反，正是增值税暴露了税务欺诈行为，并因此通过加强管理来鼓励其被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根据新型增值税的特点，改进征管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继续沿用流转税的旧的传统管理方式来管理今天的增值税。增值税在我国全面实施以来，暴露出税制的一些矛盾，影响了增值税职能的进一步发挥。首先，现行增值税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现象。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源开发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由于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没有包括所有流通领域，导致购买劳务，收到的服务费用中包括税费，除加工外，修理更换不能扣除(运费已做政策处理)。第三,法定利率之间的差距,目前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太大,由于太多的减税和免税物品(包括先征收税款后返回税)和行政干预,它有一个负面影响公平税收负担和出口退税。此外，增值税征收管理过于依赖增值税发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2、转换

　　如何进一步改革上述增值税制度?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完善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注重理性,但也可以不考虑其可行性;我们不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也注意到中国国情的结合。不可取的做法是急于成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能一步完成。最好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增值税的税基是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由于税基的价值构成不同，增值税分为三类:如果税基的价值构成包括固定资产，则称为生产型增值税，因为其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一致，其中生产型增值税税基的固定资产部分随着折旧逐渐剔除，它被称为收入型增值税，因为它的总值与国民收入一致;被排除在生产型增值税基础之外的固定资产被称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它的总值与所有消费品的总值一致。

　　2.1无论当前研究转型是否紧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研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现行生产增值税已初步暴露出一些弊端:(1)双重任务因素并未完全消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2)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高、投资资本支付增值税不能扣除,等于支付额外的“投资税”,不利于实现产业政策。(3)内陆矿业等基础产业比重大,基本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税收负担高于沿海加工业,不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4)产品出口成本,因为固定资产的价值没有被税退税,等于出口产品轴承不退税”投资税”和竞争,不利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扩张。这反映在进口产品上，因为进口产品比国内产品的“投资税”要少，因此更具竞争力。

　　2.2转型风险目前实施转型存在一定风险。其中一个风险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第二个风险是企业承受能力的极限。这两个方面的风险程度又是相对的，其关键在于转化的方法。

　　一般来说,在最初的税收负担的基础上选择产品类型增值税由于宽税基,税率相对可以设置一些低;如果选择了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税率相对会更高,因为基本没有固定资产价值。根据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计算，新税制下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应为生产型17%，消费型23%，相差6个百分点以上。现在，从生产向消费转型，需要在不提高整体税负的情况下，将基本税率相应调整到23%以上，才能基本消除国家的收入风险。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社会各阶层纳税人的税负会有所减少或增加。基础产业和采用高新技术的企业有机资本构成较高，税负较轻;加工业、一般传统技术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税负上升。但是，后者在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较难承受税收增加的负担。这可能会导致破产家庭数量的增加和未缴税款的增加，这可能会导致税收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无法上缴。如果转换进行基本的增值税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转换是进行整体的增值税负担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风险承载力当然可以基本解决,但风险程度的国家财政收入将会加深。据国家有关统计，1997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9863亿元，改造投资3870亿元，达13733亿元。“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天然气和水的生产供应”和“批发零售贸易”合计7206亿元，按17%税率折算后合计1047亿元。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支出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进口免税设备,各种各样的税式支出,土地和建筑安装费用、贷款利息、保险、设计、咨询、仓储、自营工程人工费用等),添加一些基本建设单位未移交生产经营单位或不能投入生产,以此类推，预计可抵扣税款为800亿元。目前我们要发行800亿元，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风险。

　　基于以上简单的分析，增值税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完善。只有这样，国家税收和企业收入才能共同发展。